傅国涌

有人说，这是个盛世，有空前的物质繁荣，有消费不尽的人间奢靡，有骄傲的统计数据，有历代帝王都想象不到的好日子，推土机日夜不停，一切苦难的呻吟都被到处铺展在大地上的噪音遮掩了。对于权势者和正享受着依附权势所带来的好处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最好的时代，所有的鲜花似乎都为他们而开，所有的阳光都为他们而洒，他们主宰着万物苍生，他们把肉体的享乐推到了极限，他们玩电子游戏一般玩弄着财富的数字，不在乎资源是否枯竭，不在乎死后是否洪水滔天，有权就有一切与有钱就有一切捆绑在一起，和谐双赢，所谓“中国崛起”、所谓“中国奇迹”，人们陶醉于这样的自吹自擂中，不容许别人打破这样的梦境，不容许别人质疑这样的神话。在自己精心编织的大话中自我感动，通过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日日夜夜的不断重复，不仅说服自己，而且说服许许多多的不明真相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在外敌压境、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对这块土地的真实情感，而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之下，通过垄断媒体的长期灌输，虚构出来的一种盲目的排外情绪，是一种虚幻的麻醉剂。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迫近，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越来越高涨。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专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国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轰而起，也很快会一轰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专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专制统治对于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担心这种声浪一旦失控，引火烧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终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专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老实说，那些今天自称爱国，抵制家乐福最起劲的人，一旦真的要他们去牺牲，不要说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会去干，就是要他们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他们也未必会同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主义从来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是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热爱脚下的土地，他们时刻怀着敬畏和谦卑之心，他们具备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不会盲目地自大和无知地排外，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权力体制、一切强势者都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不客气的批评，只有批评才是最深沉的爱国方式，爱国并不意味着顺从，爱国更不是按照统治者指定的方向和许可的方式，爱国是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川、河流以及世世代代形成的文化的认同，是对这片土地上和自己一样靠劳动吃饭的普通同胞的血肉联系，这样的爱国才是真爱国，但这种爱国常常不是以喊口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是正常的健全的民族主义，不以民族主义命名的民族主义。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译本上世纪80年代曾风行一时，其中就有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说的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它只是民族自卑和“合群的自大”的产物，所以动不动就贴标签，口水横飞，搞道德绑架，凡是不与他们站在一起的，立马视作敌人，恨不得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脚。这种容不得不同声音的民族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它不是根植于土地深处，与自己的民族可以共忧患的民族主义，等到危机真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能否定，在呼喊爱国口号的人当中，也许不乏真心地认可专制统治，真心相信官方宣传的人，他们对西方、对美国充满敌视，对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很满足、很惬意。比如，在海外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是因为家庭背景出去的，父辈或贪官或大款，身居既得利益的序列，掌握着优势的资源，他们真心地认可现状，希望保住他们的繁华梦。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娱乐方式，抵制家乐福也好，反对CNN也好，都只是一个个奉旨爱国的娱乐项目。这些具有安全保障、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娱乐，何乐而不为？如果有更有刺激、更好的娱乐项目，如果他们感到安全的话，一样会趋之若骛。说穿了，他们 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认同了官方价值而呼喊口号，他们只是因为青春的激情无处释放，年轻的情绪无处发泄，需要寻找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民族主义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最安全、最可靠的渠道。归根到底，他们要的只是娱乐，里面没有多少价值判断的成分，更没有多少政治选择的成分。

2008年的奥运会本质上已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赛事，对统治者来说，就是试图通过举办压倒一切的奥运会，来打造一场万寿盛典，彰显盛世的无限风光，从而消解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掩饰那些因为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间不幸。以体育的名义，套上国家的花环，披上民族的华衮，人们就很难看透其中的把戏，更不要说发出清醒的质疑的声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奥运会则是一个超级的娱乐项目，借助这样一场超级的国家娱乐，他们可以尽情地陶醉其中，狂热地舞蹈、欢歌，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人类天性中的娱乐性是很容易被引导、被操控的。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一种巨大的国家娱乐，曾经令千万德国人如痴如狂，而不知道巨大的厄运正向他们悄悄迫近。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镜象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2008年6月10日

奥运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

傅国涌

一、体育的目的  奥运的宗旨

奥运会是全人类的狂欢，整个地球村的节日，四年一度，全球瞩目。奥运会是所有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共同的盛典，它首先当然是一场体育的盛会，借助没有国界、种族、阶级之分的体育比赛，这个世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通过体育沟通、交流，彼此竞争、彼此友爱，在这里，赛场上的胜败其实已不是最重要的，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比“更快、更高、更强”更重要的无疑是“没有任何歧视”，是“和平、友谊、进步”，这也是体育本身的目的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体育的目的大体上无非有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是从前面两个目的延伸、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竞技决不是最终目的，虽然我们不能回避竞技。然而到了现在，在有些国家、地区，体育的第三个目的往往成为压倒性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忽略甚至替代了其他两个更具有本质性的目的，一说起奥运会，好象就是金牌、银牌，就是排行榜，就是国旗飘扬、国歌雄壮、泪水纵横，体育成为显示国家威仪、民族尊荣的一种方式，体育的其他追求几乎都要服从、附属于这个唯一目标。这种倾向、趋势离开了体育诞生的初衷，也与真正的奥运精神相去甚远，当千年古都北京终于有机会举办奥运会，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古老中国大地，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之下，我们更应该有所警醒，有所反思，体育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奥运精神到底是什么？

二、人的体育   人的奥运

体育首先是人的体育，是每个个体生命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展现，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是对人群合作、精诚无间的热烈追求，在体育当中，人类找到了公开释放个体生命力的最恰当载体，尽情地张扬人类力和美的一面，体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定格在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那些雕塑，就是最典型的象征。奥运会虽然是以城市、国家的名义举办的体育峰会，但是，诚如哲人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的：“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奥运会和日常的体育一起构成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比谁获得“第一”更重要的是“参与”，是明知冠军无望仍持续努力、乐观面对的心态，是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在欣赏第一、赞美第一的同时决不轻视失败、嘲笑失败，在参与中实现自己、升华自己，简单地说，就是不以胜败论英雄，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尊重正当的竞争，尊重公平的结果。对参与者来说，在比赛背后的品格和追求常常超越了比赛本身。不理解这一点，就会扭曲奥运的精神，亵渎自由的奥林匹亚圣火。

奥运会上，固然也会有国家之间或潜在的或明显的竞争，但是，有许多国家对此并在意，并不过多地看重这一点，因为它们对体育有自己的认识，对奥运精神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只是将奥运会当作一场人类的狂欢，只重在参与。前些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正在加拿大，他一边在网上关注奥运会，一边观察加拿大人对奥运会和体育的态度，他发现，加拿大人不大关心奥运会，不在乎拿金牌，但他们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等等，加拿大的公共绿地多，体育设施多，大部分都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不分贫富、自由享用。在他们那里，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早就深刻地洞察到了“国家是为人而建立”，奥运会归根到底也是人的奥运，以人为本，以人为最终目的。这是奥运会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其长久的魅力所在。离开人的奥运去谈论国家的奥运，即使有一天某一个国家包揽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金牌，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之，只是一种虚骄和自得，这与奥运的精神已经无关。

三、竞技是表  精神是里

自从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我们的目光常常锁定在闪光的金牌刹那的辉煌上面，至于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几乎无暇顾及。少数人的专业体育和普及性的业余体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前者以竞技为明确目标，直接指向体育的第三个目的，后者通常是私人性的，或是兴趣爱好，或是锻炼身体，每天跑步、游泳、打球或从事其他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围绕着体育的第一、二两个目的。专业体育或者说职业体育就是为了比赛而存在，不惜代价地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目的就是要拿冠军，拿奖牌，这种专业体育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支持、财政投入，从幼儿和少年中选拔苗子，从小开始封闭式的高强度、专业化训练。专业体育确实将竞技体育推向了极至，但它也是把双刃剑，我们看看多年在赛场上摔打下来的专业运动员往往伤病累累，他{她}们的竞技水平建立在极为严格的、不断重复的训练基础之上，那些训练常常是残酷甚至无情的，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去获得竞技的提高和比赛的胜利。 

许纪霖先生在那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中，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相反，“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这种单一化的竞技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体育本身，赛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赛场，体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育，在体育当中附丽了太多功利的含义，在体育中注入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体育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民族主义之梦，体育成了向世界同时也是向本国人民展示强盛和威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体育不再是全民身体的锻炼活动，更不可能是培育公民精神的一项活动，在雅典，人类最早的大规模体育盛会诞生的地方，体育天然地就带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合格公民的功能。《奥林匹克宪章》说得很清楚：“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与奥林匹克成员的身份不相容。”“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王云五先生对于现代体育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他认为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家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设施。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隔膜，而真正的奥运精神恰恰和公民美德、公民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奥运本身就是提倡人类的美德，是人类追求和平、进步的直接体现。

2008北京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连北京的空气中都已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空气。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个观点：反对将奥运政治化。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值得我们深思并反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将奥运会狭隘化为单纯的竞技体育。据说“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是这次奥运会的口号和主题，我相信，“同一个梦想”的愿望当然是美好的，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户、失地农民之间，欠薪老板和农民工之间，开化工厂的老板和被污染的公民之间……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找到“同一个梦想“？每个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和走向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担忧和向往，我只想说，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赛，始终寄托着古希腊以来人类最质朴的追求和梦想，其中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博爱，包括《奥林匹克宪章》庄严写着的“没有任何歧视”。在奥运会这个地球村的盛大节日即将拉开大幕时，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找到我们的“同一个梦想”一定远比金牌数要紧，找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同一个梦想”，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从这里重新起步，向新的文明靠近。有人说，不同信仰、不同利益阶层的人不可能拥有共同的起点。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中国，一个天空，一块大陆，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个共同的起点。站在共同的起点上，也许我们就能体会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奥运精神，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视和追求的。

傅国涌

1932年12月，上海老牌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起用 28岁的黎烈文改革 “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自由谈”1年6个月零9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性。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为是日记体小说，片段成文，可以从中看出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文笔和意境。此文一出，惊动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被请去谈话，潘指责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还有《苏联大观》、《活跃的苏联》等书，《良友》画报也经常发表这些作家的文章，认为马国亮、赵家璧和共产党有关系，要良友公司炒了他们两个的鱿鱼。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听了汇报，只是淡淡地说：良友是民营的企业，政府管不着。叫马、赵两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给良友公司来函，要公司将他们解雇。公司一面为他们向潘公展申辩，一面托人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去说情。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计划出一期纪念特刊，张季鸾、胡政之两巨头事先已安排好，请曾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秘密前往东北采访。陈于这年9月16日上午顺利回到天津的报馆，一天多的时间就写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个版面，题为《东北勘察记》，对沦陷后的东北方方面面的情况做了第一手的详细报道。“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理由是“有碍邦交”。当南京来电话时，胡政之正好在宴请陈纪滢等人，陈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这与你无涉，报馆既刊出，即应由报馆负责。”

1936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重心开始南移，萧乾那时主持文艺副刊，发表陈白尘一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惹了麻烦，尽管他在编辑时把所有“东洋人”中“东”字都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报》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出庭应诉。因为那个“×”，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张季鸾和胡政之不仅没有责怪萧乾，还赞许他那个“×”打得好。上海沦陷后，《大公报》除了维持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版，胡政之另带一支人马开办了香港版，萧乾继续编“文艺”副刊，他的版面经常因为检查官抽文章而开了天窗。有一次整个版都没通过，被审查官打了个大红“×”，那天他正好看电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没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终于把他从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找出来，补发了稿子。此事急得他满身是汗，可是胡只诅咒审查官的蛮不讲理，还是没有怪他一句。

……

这些片段使一部中国新闻史有了永远都活着的声音，有了生气和力量，虽然这一切正在离我们远去，但这些片段构成了新闻史的精神脉络，这些脉络要比发行量、广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报纸或杂志的精、气、神。

王东成

各位朋友好。我不按原来的题目发言了。我想以一个更清晰的题目发言，叫“否定普世价值，就是为了坚持主导价值”。刚刚听了李楯先生的发言，我才决定把“主流价值”改为“主导价值”。在我心目中，当下中国的“主导价值”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价值。我认为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从学术上看是个伪问题，从政治上看是一个真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从学理和实践结合的方面看，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看，普世价值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想在这点上，否定普世价值存在的人是心知肚明的，非常清楚的。刚才党国英先生说想请他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他们都认为有普世价值。这点我不想多说了。再一个，我认为普世价值内容有很多，内涵很丰富，我不是专家，我只能从精神上去体会。我觉得普世价值的核心精神就是“敬天爱人”。我不想说以“两希”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为丰富人类的普世价值做了多少贡献，我只想说中华文化就具有这种普世价值的传统和质素。比如说孔子讲“仁者爱人”，马棚着火他不问马，他问人是不是受到了伤害，这就是仁者爱人。孔子也是敬天的，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要是得罪了老天爷，是要受天谴的。我想在过去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大地震，皇帝会发“罪已诏”的。所以，我觉得中华文化确确实实是有天的意识，有敬天的精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字中，天有五义：一个是物质之天，一个是主宰之天，一个是运命之天，一个是自然一天，一个是义理之天。我觉得，看一个民族、看一种文化、看一个宗教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看在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这个宗教中普世价值有怎样的命运，就是看它们对普世价值认同和践行的程度，尤其是看这个民族这个社会中，在人的潜规则潜意识中普世价值有怎样的体现，就是要看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宗教中积淀着多少普世价值。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建立起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中华文化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向人类文明贡献了许许多多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友渔兄丁东兄对于普世价值在当代中国命运的描述。长期以来，我们这个国家蔑视、反对人类的普世性价值。徐学惠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两手被砍掉，金训华为了公社的一根木头被洪水卷走，龙梅、玉荣“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公社的羊群变成了终生残疾，刘文学、赖宁那么小的孩子为了所谓的集体财产献出了生命，向秀丽也是如此，当年被“桂冠”诗人贺敬之所歌颂：“泰山小啊，邙山低，顶天立地向秀丽”。这些不用更多描述了。30多年来中国的进步，就在于普世价值逐渐在这个土地上被认同，用我的话说，普世价值前进一小步，中国社会前进一大步。我还认为，中国距离普世价值有多远，就距离民主制度有多远。普世价值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利益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否定普世价值的人，他们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战争，一场反对和平演变的战争，一场反对西化的战争，一场政治权力的保卫战。因为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他们扫除普世价值，就是扫除我们中国赖以建设新制度新文化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巩固当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中国谁是统治阶级，这是很清楚的。

第四点就是他们用什么手段来否定普世价值。我看，一个是用“血浓于水”的虚假的民族主义，严格地讲，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再一个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说他们用国家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来否定和反对普世价值。在当下我们中国人都能看到这场戏。他们一定要歪曲、窃取四川汶川救灾当中中国人展现的精神思想成果，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成果歪曲到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程度。有那么一个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的那首诗我带来了，这首诗就是这种欲望坦率的表达，尽管他很蠢很笨。还有一个很狡猾的人，“含泪奉劝死难学生的家长不要为反华势力提供炮弹”，说是要顾全大局，我看他决不是要顾全大局，而是要积极主动地照顾当局。现在报告团的演说，其实有四个关键词语，那就是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人民解放军可爱，爱国主义雄起。

    第五点，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能深切感受到普世价值在汶川大地震救灾过程当中有极其鲜明的体现。上帝用最残酷的形式把一个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的真理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就是：那些平时素不相识仿佛和你没有关系的人其实都是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原来就居住在你的心灵深处。汶川救灾的日子，是中国大地上泪雨滂沱的岁月，中国人刚硬的心被泪水泡软了。泪水拯救世界，中国的希望就在泪水中升起。

    上帝的眼中没有人民，上帝的眼中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上帝爱每一个个人，不管这个个人是什么人。我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看到了感恩。小林浩被救出来躺在担架上艰难地举起手给人们敬礼，我看这幅照片应该获得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在路上接受采访的北川老乡，在采访结束以后挑着担子走上回乡的路时还不忘回过身来说“谢谢你们为我们操心了”。这就是普世价值的生动体现。

再一个是尊重生命。呼吁设立全国哀悼日，呼吁全国下半旗，呼吁简化奥运火炬传递，就是尊重生命。因此我对学勤兄那段话并不是特别反对，因为它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是正直、勇敢的声音。中国人应该感谢中国政府，我不敢说我们的第一个全国哀悼日是被逼出来的，即使是被逼出来的我也拥护，我也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这里，我们中国人还应该十分感谢秘鲁政府和秘鲁人民。

还有，全世界都在支持中国，外国救援队迅速进入灾区，外国捐款迅速进入中国。不要只看到“血浓于水”，更要看到“爱胜过血”。

另外，我所在的教会，第一批捐款就是八万多，捐给了中国红十字会，同时还有很多基督徒去了汶川。不准我们以教会的名义，不准我们以基督徒的名义，我们都接受，只要接受捐款，只要捐款能用在灾区人身上，我们就愿意。这就叫爱，爱到心痛，爱到受伤。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部门放手逼迫打击家庭教会，为了顾全抗震救灾的大局，中国的家庭教会集体沉默，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分散中国人抗震救灾的注意力。这就叫“爱是恒久忍耐。”

我是一个教人文学科的教师，我尤其关注青年一代人文精神的状况，尤其关注青年人的精神成人，关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践行。在我所任教的学校的某领导长期以来就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观点：只有认同主流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多少年来我就跟这种论调针锋相对地唱了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只有认同和践行普世价值，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今年我给一些毕业生写了这样一句话留做纪念，也是共勉：“跟着真理走。要受难，跟真理一起受难；要荣耀，跟真理一起荣耀”。谢谢大家。

诗人流年不似水

傅国涌

诗人老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住在西湖边的一家医院里，刚动过大手术，那是两年前的秋天，树叶开始飘零，夕阳下，我和80多岁的诗人冀汸第一次见面，他的身体虽然有点虚弱，精神却很饱满，从现实到历史，从社会到人生，我们漫无边际地聊天，惟独没有提及诗歌，确实诗已远离我们的生活。此前，我虽然也曾读过他的诗，但印象早已模糊。第一次对他有了印象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好像是1948年秋天，胡风夫妇来杭州，他们在灵隐有一张合影，记得还有贾植芳夫妇、路翎夫妇、罗洛等人，他们那时都是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当然更多的是相聚的快乐。照片中的人恐怕谁都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厄运。

1955年，胡风被送上祭坛，照片中和不在照片中的许多与胡风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几乎一夜之间就遭遇了灭顶之灾。从此冀汸在炼狱中煎熬了近二十五年。一个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侨之子，少年时代遭逢日本入侵，怀抱一腔爱国热忱，在复旦大学求学的时代，就以诗为枪，将每一个象形文字当作子弹，开始了他的抗战。从《七月》到《希望》，胡风主编的这些文学期刊成就的不仅是一代文学青年的梦，“七月诗派”也早已在文学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当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诗。在诗之外，冀汸也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正当他们热情地讴歌一个新时代，并愿意奉献自己全部的才华时，一张罗网已在他们身后悄悄张开。

胡风研究在80年代后几乎成了“显学”，年华老去的冀汸依然默默地在杭城过着他的日子，滚滚人流之中谁会留意这个瘦小的老人？当磨难成为记忆，他没有停步不前，他仍在思考、仍在写作，年过八旬学会了使用电脑，还会发伊妹儿。作为诗人，他已很少写诗，这些年主要写一些随感、杂想，虽然写得也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浸透着现实关怀意识。那次见面，我们自然也说到了他长期的炼狱生活，他说自己的回忆录早已经成，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版，言下不无黯然。

一年后，冀汸的回忆录终于问世，这大概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他的文笔没有张中行式的精致、凝练，同样也没有那种絮絮叨叨的闲言碎语，没有“白头宫女话天宝”的超尘脱俗，更没有怨天尤人或顾影自怜，那是他对“血色流年”的记忆，文字的美丽与否倒在其次。在我看来，他一生的命运无疑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诗篇，这也许比他的诗、小说更加重要。他的苦难已化作民族苦难的一部分，他那诗人的天真中包含的赤子之心，也正是一个民族前行的动力。

流年似水，诗人已老，现在他还住在医院里，他的思想还在继续着。贾植芳先生题写的“血色流年”这个书名，唤醒的不只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的记忆。翻开《血色流年》(《血色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我脑子里不时地浮出半个多世纪前他们的那张合影，我同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番话：“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冀汸《血色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傅国涌

       [按：因为前几天姚立法先生被法律以外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我又想起了这篇旧文，总有一天，“我反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不再是一道孤独的风景线，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是2007年初发生的“禁书”事件，《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也许将和许许多多的书一样被淹没在茫茫书海当中，未必广为人知。悄悄出笼的“禁书令”无疑就是力度最大、无远弗届的广告。一夜之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几本被王朝遴选出来格杀勿论的书籍。在此之前，2006年10月就已出版的《我反对》确乎没有引起我的关注，其他有好几本书也是如此（如小说《新闻界》、《沧桑》，回忆录《风云侧记》，“年代怀旧丛书”等）。如果不是“禁书”，它们很可能被我当然还有许多人所忽略。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感谢“禁书”的始作甬者。

    说出“我反对”的这个人大代表是早已名闻国内外的姚立法，从1987年到1998年，在漫长的10多年间，他锲而不舍，单枪匹马四次参选人大代表，终于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其中的艰辛曲折痛苦可想而知。他创下了好多了个“第一”，如果不算1980年在高校举行的昙花一现的那次区级人大代表竞选试验，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民间独立候选人，他是第一个自动向选民述职的人大代表，他是第一个申请停薪留职做专职代表的人大代表……他在人大会场不断地重复发出“我反对”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投出神圣的反对票，和那些一边倒的支持票形成巨大反差。他在任职的5年间，提出了187个建议案，占当地人大全部建议案的1/3，平均每星期就要提一个建议案，几乎触及当地所有权力部门的问题，包括政府拖欠教师工资、乡镇干部逼死农民、非法拘禁农民、司法判决不公、城管野蛮执法、形象工程劳民伤财、非法撤换民选村长、挪卡社会保障金和灾害捐款等。他的建议案都经过实地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他的存在让当地权势者恨得牙痒痒的，无不想去之而后快。由此显示出一个普通的基层人大代表能量之大、威力之大。这5年，他的经历惊心动魄，也因此感动了中国和世界，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们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是假的，从代表侯选人的产生、选举过程到开会、通过议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箱作业、严格控制的，非官方选择的独立候选人几乎没多少机会胜出，即使有偶然性，进了那个黑压压一片的会场也不会有所作为。大多数代表都是官员或者是官员精心挑选的听话、可靠的人。这样的人大，从下到上，所有官员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无非是演戏，是玩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政治游戏。姚立法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长期扳结的格局，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弄假成真、假戏真做，他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人大代表，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这个角色的权利说话行事。在层出不穷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面前，他不断地说出“我反对”，即使明知无效，他也要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真实意愿。这一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像在一汪死水中投了一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子，注定要漾起波澜，甚至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他的5年任期转瞬即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势力量动用一切卑鄙手段，一切见不得阳光的伎俩，乃至置明目张胆的违法而不顾，阻止他的连任，他的落选是没有悬念的。令权势者想不到的是，他们成功地将姚立法挡在了新一届人大会的门外，然而种子已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了，这位“姚代表”依然受到老百姓的无比信赖，成为民间社会的精神领袖，哪怕没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他以公民身份一样可以服务社会。就在那一年（2003年），在偏处一隅的潜江市，竟然有41个普通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他们中有农民、退休教师、下岗工人、村干部，有残疾人，还有收破烂为生的农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过70。选举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落选。其实，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意义，在和他们血脉相连的大地上，一旦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同他们一样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认死理，把写在纸上的假宪法、假法律当真，依照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欺世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站直了做人，不怕失败，不畏强权，那么，这块铁板焊接的土地也迟早会长出诱人的新绿来，在千年的铁锈专制上开出美丽的奇葩。朱凌说他们是41粒“微尘”，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和起源，他们是一切，他们是天，他们比那些衣冠楚楚、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更能够代表一个真实的当下中国，如果这个古老国度还有希望的话，希望也在他们的身上。

当姚立法一个人喊出“我反对”，异质的因子就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出现，变化由此开始，即使99%的支持声浪也吞没不了他一个人的反对声。他给中国做了一次经典性的示范，给今天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线索，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有份量、有启发的案卷。作为来自民间的独立候选人，在他之后，在全国各地，农民、工人、教师、业主当中都有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场里，从南到北，从北京到各省、市、县，都已经出现“我反对”的声音。尽管大大小小的权势利益集团无时无地不在压制、打击、封杀这样的声音，尽管现有体制框架对于公民参政的限制如此严苛、不可理喻，姚立法他们的实践本身仍然顽强地证明，历史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攥在那些冥顽不训的权贵手中。

如果权势力量继续要堵死普通公民自发参选人大代表这条路，终有一天将付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沉重代价。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姚立法们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所作的全部实践努力都归无效，那么现存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有识、有志、有良心的人们将选择另外的方式表达“我反对”，这将意味着什么，乃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出现在会场内的“我反对”声音，往往要比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我们反对”更具有理性、可操作性。宪政的成功靠什么？宪政不是天上飘落的花瓣，它靠的是不断的累积，个案实例的累积，制度化的演进，积少成多的演进，积少胜为大胜，逐步渐进，和暴动起义、宫廷政变所标志的以暴易暴、一夜突变不一样处，就在于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步，更多地立足于现实可行性和人的理性能力，不怕体制的局限性，有一点阳光就能灿烂，不问成败，只问努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晚清的咨议局、资政院开端，我们本来也有可能迈向真的宪政。从现有的人大制度出发，我们也并非一定不能抵达宪政的彼岸。打破一切、炉灶重起的代价，远大于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改造，嫁接出一个新制度。这一选择虽然不过瘾、不合乎推倒一切的革命宏图大愿，但相比之下代价小、成本轻，是值得尝试的一条重要路径。姚立法，一个普通公民因此而成为过渡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来自民间，根在民间，他的政治实践表明，事在人为，即使在极为有限的参政空间内，一个草根平民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他的努力可能在根本上推动整个的制度变革。

傅国涌

1935年春天，在野的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左舜生，接到蒋介石来自杭州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当年暑假上庐山一叙。在中华书局做了10年编辑、在复旦大学教过4年书的左舜生，虽然早年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因为信仰国家主义，而投身这个被外界叫做“醒狮派”的青年党，但始终只是一个书生，最后的归宿也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人物。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行事仅限于远距离的观察，对蒋的为人也都是来自于传闻，所以在直接见蒋之前，他希望多一些了解，所以就登门拜访了熟悉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方震）。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近代军界的前辈，在日本留学时，曾与蔡锷等并列为“士官三杰”，深受梁启超的器重，因为他做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门生遍及全国，对后起的浙江老乡蒋介石当然有很多了解，因为与吴佩孚的一段关系，曾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疑虑。左舜生希望他能抛开个人的恩怨，客观地评价一下蒋介石其人。

蒋百里在自家的客厅里点燃一根烟，徐徐吐出一串烟圈，然后很从容地说：“您这个问题很好，我从来不讲所谓个人恩怨，您知道我认识南北的高级军人很多，有少数而且是我的学生。以我观察，在今天全国高级军人中，遇着一个相当严重或复杂的问题，能以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当机立断，似无一人能出蒋先生之右者，今后只看他统筹全局的方略如何。”停了一会，又接着说：“一个人很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先生崛起黄埔，黄埔生在北伐一幕，因为主义的熏陶与精神教育的收效，表现很不错，但这究竟是打国内战争，今天一个现代的强国，对军事教育的水准，提得很高，日本一个师团长，除必须在陆军大学毕业以外，还要积有长期的资历，才能得到这样高级军职。以黄埔的课程而论，要学生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师以上的军，甚至十万二十万的方面军去从事国际战争，我还是希望蒋先生出以审慎。”他的这个判断当然是站在军事学的角度上。

随后，左舜生又去拜访了蒋介石留日时的结拜兄弟黄郛。一个偶然的机会，1934年春天，黄郛因为签定《塘沽协定》，受千夫所指，黯然自北平南下，准备返回莫干山隐居，在火车上他意外地读到了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短评，对他却有持平之论、同情之理解。他一路打听这个署名“仲平”的作者是谁，直到后来从上海一个亲戚那里才得知这是左舜生的笔名，便托亲戚邀请左上莫干山一游。左舜生知道黄、蒋是昆季之交，于是在黄的一个旧部陪同下，上了莫干山。黄郛健谈，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下午四点以后，将一生风云、黄蒋交谊说了个大概，特别讲到当年协助蒋介石击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劲旅，北伐初成，蒋政权在握之后，他辞归莫干山隐居，临别之际，蒋曾单独问他：“今后我所应持的态度怎样？”黄郛回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工夫。”这是朋友之间的临别赠言，是真正的肺腑之言，不是官场的虚应客套，所以话说得直白，没有遮掩。亲耳听到这番话的历史学家左舜生，一直记得很清楚，连语气都记得。可以说，蒋始终少了一个“弘”字。十年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观察蒋的为人处事之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 “量”和“胆”，都与一个“弘”字连接在一起。

黄郛当年的声音谈笑，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位做过北洋时代的摄政内阁总理，国民党时代做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的政要，没有留下回忆录真是太可惜了，好在他的爱侣沈亦云有一本《亦云回忆》。莫干山上的黄郛别墅名为“白云山馆”，“白”取自他的字“膺白”，“云”取自沈亦云的名字。在一个纷乱的年代，他们有幸抛开俗务，在山上度过一段宁静的神仙眷侣生活。上一次，我上莫干山，看见白云山馆后面他们手植的山茶花犹在。

转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專訪杜克大學王千源小姐  

 金 鐘

紐約／杜克大學二○○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 王千源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會議室。（金鐘）

【金鐘按﹕這篇專訪是我經歷過的訪問中最獨特的一篇。一位來自青島的女生有這樣成熟的歷史感，且擺明有志於改變中國政治，而她才二十歲！王千源因介入杜克大學藏獨風波，上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頭版，網絡搜索幾天內達數十萬條。我先在紐約和她見面，然後預約電話訪問。她的表達能力，無論口才還是文字都是少見的。中國人才之多，不可想像。】

　問：我們五月號報導了「王千源事件」，可是現場的經過我們並不清楚，你介紹一下吧。

　王千源：四月九日那天，杜克大學本科生十多人向學校申請要在校園為西藏三月的死者作一次超度式的追念，準備了一些小旗子。中國留學生知道後，就約了好多大學的同學來反制，說這些美國學生是搞藏獨，是分裂份子，其實，這些學生中沒有一個藏人，他們只是表示維護西藏人權而已。結果來了五百多中國學生圍攻他們，把他們逼到一個牆角了，佔了這些美國學生的地方。校警出來干預，趕開了中國學生，沒有發生暴力。我只是在雙方爭執中表示，西藏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你們不要逼人太急，你們不懂法律，弄不好惹出法律糾紛，更影響中國形象。他們就說我支持藏獨，是漢奸。發動網上無數的攻擊。

問：你對西藏問題究竟是甚麼看法？

王千源：我了解那些美國學生並不在乎是否藏獨，只是維護表達自由。經過這麼一鬧，他們反而支持藏獨了。憤青問我為甚麼和他們一起打雪山獅子旗？我說香港回歸中國後有區旗，西藏為甚麼不可以有自己的旗幟？雪獅旗原就是西藏的軍旗，在西藏以前都打的。針對他們的民族主義做法，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們，用文言寫的。我認為對西藏有兩種策略：一種是「撫藏」，用大國胸懷，平等合作的態度，你不來騷擾我，我不欺侮你；另一種是「剿藏」策略，有事就鎮壓，用暴力，這只能導致反叛，這樣的策略一定會失敗，不到萬不得已，不能用。你懲罰不到西藏，但外國可以在很多方面懲罰中國。對西藏只能用安撫的辦法，才能收民心，得天下。

● 王千源（中）到紐約，受到民運圈熱烈歡迎。汪岷（左），陳破空（右）。

問：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還這樣憤青，是很多人感到意外的。為甚麼會這樣？

王千源：中國留學生情況很複雜。他們不少是官員子弟，太子黨，陳雲的孫女就在我們杜克，零六年畢業，他們生活奢侈，很多訪問學者都是共產黨派來的。我這件事發生後，他們用中國大男性主義態度侮辱我，威脅要拍我的裸照，要下全球誅殺令，誅殺我，滅我九族……

問：在網上看到了。他們這仇恨打哪兒來？

王千源：還有一個心理不平衡。這班男生，很多是官派，他們多數學科技專業，人文科學不懂，中文程度不高，雖然拿了博士，英語也不怎麼樣，和我辯論，辯不過我。而我只是一個大一學生，又拿全額獎學金（按﹕近五萬美元）他們拿不到，所以見我敢站出來，就格外氣憤。其實，他們思想貧乏得很，先入為主，開口就是「你哪兒來的？你去過西藏嗎？」辯不過我，就叫要燒死我，罵我是柴玲，是達賴的騙子，要千刀萬剮，還造謠說「達賴要和我結婚」，編造我父親的道歉信。

問：你說過支持藏獨的話嗎？

王千源：沒有。相反，我清楚表示不支持藏獨，我是漢人，沒有支持藏獨的理由。支持藏獨對我有啥好處？達賴喇嘛都不支持藏獨。四月九日事件發生後，中國留學生聯合會主席李治中，特地給校長寫信，表示他們與事件無關，也沒有損害王千源的安全，抹得乾乾淨淨。心裡有鬼。和共產黨做法一樣。因為他們對我做得太過份，後來一個國際會議，中國留學生準備參加的，學校不給他們參加了。

問：事後，你的安全如何？

王千源：美國這地方當然不允許他們無限制胡鬧。他們現在只能在網上折騰我，我的電子郵箱已經爆滿，不能用了。

問：你老家父母情況如何？

王千源：被他們騷擾。尤其在中央台說我是「最醜陋的中國人」之後，父母也被人罵，不能出門，只有躲起來。我問媽要錢，至今沒有回答。不過安全沒出事。父親是個黨員，母親是註冊會計師，他們分居，不能正常上班了。

問：你哪年來美國的？

王千源：去年八月。零五年我申請美國的大學，曾單獨來美國走了一圈，幾乎訪問了美國東北部所有名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去面試過。進大學是一個雙方選擇的過程。

問：你為甚麼選擇杜克大學？

王千源：杜克大學在南方，北卡羅來納州，可能與我對美國歷史的興趣有關。她由一個州的大學崛起為全美名列前茅的名校，我想這樣的大學比較更能訓練一個人適應挑戰的能力。在哈佛、耶魯，你可能只是普通一員，但在杜克，你可以成為一個領袖。

問：你選擇甚麼專業？

王千源：政治加心理加經濟。我現在除了中文英文，還學了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我打算三十歲之前學十門語言。三十五歲熟悉中國經典：老子、易經、孔子、韓非子、莊子。

問：你為甚麼這樣重視外語？你的英文是不是特別好？才來美國一年啊。

王千源：我並不滿意自己的英文能力。你們可能不知道，中國今天的發展是多麼不平衡。西北的孩子可能連電視也看不上，我們沿海的城市中，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英文了。我真正掌握英語，應該是高一開始的。中國的國際化，無疑是不可逆轉的，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外語特別重要，否則，你和你的對手只會兩敗俱傷。有些高材生，始終不能融入西方社會，外語不行，就是一個失敗者。學習一種語言到相當程度，你就會有了一種內涵，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而是可以了解不同文化的思維方式。比如中文與英文的思路就很不一樣，英文直截了當，中文比較虛，以不變應萬變。意大利文又比英文來得開朗，有延展性。這次西藏問題，我就感到，和那些海外憤青們的交手，有如?同鴨講。他們甚至指責我不和他們說中文。

問：那天在哥倫比亞大學，你和那些藏族青年的對話，感覺如何？

王千源：有人把「藏青會」說成藏獨，我看不盡然。我不怕和他們交流，只要有自信，就不怕和任何人對話。他們之中也有不同意見，那天會上，有人說百分之九十九藏人都要獨立，立即就有人站出來不同意。我覺得那天的會（五月十八日晚，王千源在哥大與約一百位藏人對話兩小時），很有水準，我很欣賞他們表達觀點的風範，如果北京與西藏能夠這樣公平、平和的面對面對話，而不是要壓倒對方，彼此的矛盾便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問：中國現在財大氣粗，你以為他會和藏人平等對話嗎？

王千源：中國人的觀念很膚淺。中國經濟只能提供廉價勞動力，COPY（複製）別人的成果，做一些低層次的產品，沒有創意，沒有競爭力，這樣的繁榮總有一天會被拋棄。他們以「龍」這樣的圖騰崇拜自欺欺人，顯示了小市民的思維水平。中國這幾十年有沒有哲學家？沒有。也沒有啟蒙運動。在美國人看來，他們的經濟只是泡沫，一個紙老虎。在我這樣一個小小的事件上，已經讓他們捅破了一個小縫，讓他們看到中國人愛撒謊，還不讓人揭露。

问：當政治家，真的對政治那麼有興趣？你不知道在中國搞政治的風險？

王千源：我不隱晦關心政治，有興趣。我從小就欣賞古代英豪，頂天立地的，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勉。這可能與我生長在山東這孔夫子的家鄉有關。我也讀三國、水滸、楊家將、秦始皇、拿破崙，把歷史和人生聯在一起。嚮往那種「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英雄氣概。我的思路漸漸走向對歷史性的「大結構」的興趣，而忽視小節，因而被人看作傲慢。我當然知道中國政治的嚴峻，甚至殘酷，但總會有人勝利！不能都做縮頭烏龜。中國現實很清楚，政治上無能，遇到問題就打壓，這是一種自我毀滅的政策。但他們內部有變化，有分歧，有不同派別。一個黑暗王朝之後，總會有積極的事發生，八九年的運動消失了，但歷史沒有停止。中國的中產階級比二十年前大多了，現在大中城市的人民比過去成熟得多，他們知道公民權利在哪裡，並群起而維護之。社會的問題很多，經濟的發展不樂觀，很多都是面子工程，很不健康。要以高新科技發展經濟，一定要民主管理，而中央不民主，政治就成為經濟的絆腳石，中國需要真正的職業政治家，而不能由獨裁政治來統治。

問：你經歷這次事件，還能回中國嗎？

王千源：有人跟我說，可以回去。但我想，我已列入名單，不能回國了，回去可能在牢裡度過餘生。留美學生這麼多，他們是中國的優秀人才，大家有機會來美國讀書，應為中國的未來多思考，他們應成為未來中國的領袖。但這次在西藏、奧運問題上的表現，真令人失望。美國籠絡留學生的政策正在縮小，回國是留學生的必然歸宿。我不能回去，不要緊，在外面多待一些時間，可以更好地充實自己。但我不會放棄自己的理想，我相信有機會為國家效勞。丘吉爾在二戰時，對英國人說，挺住，挺住，繼續挺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的信念是，一個人可以失敗，但不能被人毀滅。這次的風波是小事，他們毀不了我。